特雷西·齊格勒對自己的描述很簡單：“我是一名從事繪畫、雕塑和版畫創作的多媒體藝術家。”她和丈夫、雕塑家加里·韋斯曼住在紐約伊薩卡郊外80多英畝的樹林里。他們的兒子杰克在多倫多獲得了導演和攝影師的獎項。從他們家穿過樹林走一小段路，就是特雷西的工作室，自從我近30年前第一次參觀以來，這個工作室一直在擴建。
《穿越邊境》，單幅，26 x 20英寸
當我聯系她寫一篇關于她和她工作的文章時，她和加里正在多倫多看望杰克。為了開始工作，她向我介紹了她為費城《百老匯評論》寫的一篇文章，她曾在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學習。在這篇題為《當文字擋道》的文章中，她寫道：“藝術是巨大的。當我聽到‘一幅畫抵得上千言萬語’這句格言時，我覺得好像有人在對藝術進行盜版。這是將藝術品牌化為可量化的、對文字負責的盜版行為；顯然要對千言萬語負責……藝術是未知的。它發生在我身上，超出了我的欲望、行為和思考。我的意圖和預期是無關緊要的。在這個無邊界的世界里，藝術的存在沒有原因。”
《空椅子上的鷹》，2018年，青銅色，15 x 12 x 4英寸
在參加PAFA之前，她是一名家庭治療師，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社會工作。她解釋道，“問為什么總是一條死胡同。因為‘為什么’這個問題總是讓人想起本來應該是什么。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，你不是提出解決方案的人。你成為了其他人提出解決方案。問題不是‘為什么？’，而是‘如何？’”
所以，談到藝術的“如何”。她一直對藝術感興趣，并認為“如果藝術不是從生活中繪畫開始的，那它就什么都不是。當我老得很厲害的時候，我想堅持的就是繪畫。這是你和紙上的標記之間的一種親密、安靜的體驗。”
特雷西的丈夫加里·韋斯曼正在調整她鑄造的紙雕塑《夢想在我們相遇的地方》的起重機，12 x 8 x 3'
“有一天，我走在康奈爾大學的校園里，走進一座科學大樓的中庭。周圍有玻璃盒子，里面裝滿了填充的鳥。我被迷住了。這就像一份禮物一樣鼓舞人心。我想，‘我得回來畫鳥了。因為盒子靠墻，我只能看到它們正面朝上。后來，在康奈爾鳥類學實驗室，我可以畫出圓形的鳥。”
正在出現或可能只是消失，面板上的油畫，17 x 18“
“在我們每年前往歐洲，尤其是意大利的旅行中，加里和我都會花時間畫畫。畫畫是一種探索。你不是想復制什么，而是想發現它。當我開始從雕塑開始畫畫時，我的手想進入素描本，我強烈地感覺到了它的形狀。我想在它周圍畫畫，并創造三維效果。后來我開始小心翼翼地畫浮雕。我學會了如何自己制作模具、鑄紙和混凝土。我還用不耐用的蠟鑄造。”
《如果大海到達我祖母的家》（三聯畫），面板油畫，25 x 51“
她開始在監獄做志愿者，部分原因是為了為自己的作品找到不同的受眾——在這種受眾中，她與畫廊和收藏家之間沒有交易關系。她寫信給許多監獄，詢問是否可以在那里舉辦一場藝術展。“第一個回應是來自一個超級監獄的典獄長，”她說。“這太令人不寒而栗了。他說這些令人發指的囚犯不會看到我的藝術，他們也不會重見天日。一所監獄的典獄長喜歡藝術，并邀請我帶盡可能多的藝術。我帶了50幅大畫，它們仍在餐廳和牢房外。我不知道會有什么反應。”一名囚犯告訴我，“這些畫很有趣。我在這里已經50年了。這些家伙什么都不在乎，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會因為看這些畫而情緒激動。”
特雷西現在為伊薩卡的非營利組織變革行動中心的一個項目“囚犯快車”負責藝術項目。它“為被監禁的男女創造了一個獲得信息、教育和創造性自我表達的公共論壇的機會。”
《離開沙漠》（駱駝），紙鑄雕塑，14 x 14 x 4“
Little Shaggy，黑色鉛筆畫，8 x 8英寸
參與該項目的囚犯必須每六個月寫一次，說明他們為什么想留在該項目中。她閱讀并回復每封信。由于信件堆積了2萬多封，她決定把它們融入自己的藝術中。她把它們切碎，買了一個大功率攪拌機把它們變成紙漿，然后把紙漿壓到模具里烤幾天。盡管這張紙比她一直使用的青銅或混凝土輕得多，但這些雕塑仍然需要一個電樞才能使其穩定。為了制造鋼電樞，她在當地一所技術學校上了焊接課。
《情侶》，2021，油畫面板，19 x 23½x 2“
當他們來訪時，2022，面板上的油畫，31 x 21“
椅子在特拉塞的單行本和繪畫作品中很突出。“我一直被他們迷住，想知道是有人剛剛離開，還是他們在等待別人的歸來。我想知道我是否想走進黑暗的空間，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，因為我知道這些神秘的空間總是提供一個通往外面的出口，這是旅程中的下一個地方。”當我問她她的意圖時，她回答說：“我的意圖無關緊要。藝術家有責任把這個空間留給觀眾。”
